在散文的深处守望或遇见

  诗人喜欢向天空突围,他们采用旱地拔葱的身法,或羚羊挂角,或呼啸而去,我们不容易在诗人的手段里发现其学养和踪迹。小说家委身于虚构,希望让蒙面人代自己说话。在我看来,他们的学识是神龙见首又见尾,有些像那些穿墙的大师,上半身融入了雾气,下半身却卡在了现实的墙壁间,露出了毛手、毛脚。我丝毫不敢看矮他们,我的意思是,散文家的学养无法遁迹,鉴于散文没有欲盖弥彰的技术,所以在举手投足之间,散文的每一行字,就是写作者的一呼一吸。

  2017年4月23日是世界阅读日,“文学阿坝走向”研讨暨“阿坝作家书系”首发式在成都隆重举行。我应四川省作协创研室之邀,做了阿坝州文学创作综述报告,没有涉及散文家韩玲的写作。会后,她来给我敬酒,她的一双眼睛,比我和她手里的酒杯还要大,缓缓流淌着酿酒的甘泉特有的苍远与野意。我向她深致歉意,答应一定会细读她的散文。

  她陆陆续续发来了几篇文章,我陆陆续续地读。自认为对四川散文情况十分熟悉的我,开始对自己阅读域界的遗漏深以自责。韩玲一直生活在川北高原深处的金川县,置身于媒体聚光灯之外,也许她,本就不打算厕身其中的。而像韩玲这样蛰伏而潜心写作的散文家并不在少,恰是他们以自己的背影,就像举起地平线的雄伟山峦,从锯齿里漏过来的光,不断侵蚀、拓展着既定散文的疆域。

  我算是韩玲新作《康家地》散文集的最早一批读者。韩玲的散文最为直接的特点是充满对纤毫毕露事体的狂喜性呈现:具有无限丰富而纵深的风物呈现,它们渐次妖娆,渐次怒放,渐次凋谢,花朵渐次在逆风里回望自己刚刚站立的枝头。呈现之力,逼迫那些看不见的灵念与情感噤若寒蝉,迫使它们不能绕开事体而忘情发声。在纸上得以呈露、崛起、玉体横陈的金川山河,才逐渐缓释了、打开了一个人的情感河口。水镜映天,水体载物,从而托举起风物背后厚重的历史与那些永难忘怀的沧桑面容。

  与一般女性散文家长于抒情的特点不同,韩玲的散文还具有一种沉稳、冷静、思考、细腻、绵长的文体气质,具有一种与高原的季候非常融洽的莾野大气,从而完成了一部关于故土金川的大地之书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作家的思想呈现,并非需要在写作的推演过程中兀自凌空蹈虚,作哲人支颐状,作屈原问天状,作伟人两手卡腰俯视山河状,韩玲是谦逊而虔恪的,宛如高地上的绿绒蒿,她只是把自己的思绪,混于花绒,随风播散。

 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回不去的故乡。这既有时间之河的阻隔,又暗含空间演变造成的疏离与陌生化,那么,每个人都会拥有对乡土、乡情的常态回眸,但是,只有极少数人会由此升发出乡愁的美学。登高望远,使人心悲;隔河对望,令人怅惘。而我们几乎可以认定,乡愁就是爱国主义情怀的终极美学呈现。在此意义上,《康家地》达到了对乡愁的臻于圆满的诉说。

  《康家地》里的文章,在我的脑海里经常幻化为一条穿过草甸的野水,那是一条冰河,在初春的消融下缓缓流动。那些漂浮的冰块,相互碰撞,时而清脆时而沉闷的撞击声,逐渐替代了回忆的愉悦而成为生机的高音部。究竟是生命向往的猎猎滑翔之声,还是色彩本身述说的欢娱,已经很难分辨了。冰河与飘垂的松萝为邻,看似无心而设,又似乎充满了一种神谕的落地。

  “雪覆盖了整个河山。游走在山里,扑入眼帘的山川河流,大景小物都被一场雪装饰得很干净。在这片白雪中我看见了柿子,被白雪包裹的柿子,又红又圆的柿子,红白相偎,美得炫目,美得从容,美得晶莹。狗尾巴草,干枯了的狗尾巴草在雪中保持着挺立,雪落在她身上,也只是一弯笑眼,青绿与干枯不过只是换了个颜色而已。倔强的不肯凋谢的玫瑰与冬雪竞艳,一朵艳红惹人生怜的出现在皑皑白雪中,常青的松柏树上也挂满了白雪……大自然中有很多景象都是神奇的,它们用自己的生命和语言,给我们启示,只在你安静的时候聆听……”

  读到这样的段落,我马上想起唐朝蜀地斫琴大师雷威,常常为选择上佳琴料而深入荒僻山野。每逢大雪叠压山林的时节,他置身于峨眉山森林深处,杉木积雪深重,直到发出咔咔欲裂之音。他凝神竖耳,在摧折声中聆听、分辨、寻找音质特异的木头。“细听蛩声元自乐,人愁却道是他愁”,雷威在聆听木头的声音,韩玲则在倾听康家地的雪声,康家地傲雪玫瑰的喃喃自语……好的散文,恰是在风物置身特异之时,敏锐捕捉到风物的特异姿容。

  韩玲反反复复书写西北的胡杨,胡杨的生离死别,胡杨的不死神话,沙漠里的居民不得不用胡杨泪来发面——这是胡杨的身体政治,这些文章堪称是韩玲的“胡杨书”。某种程度上,胡杨暗示了韩玲心目中的大美:濒临大限,从从容容,不卑不亢。死是一个花园通往又一个花园;死可以是无声的,死也可以是绝美的。我猜想,胡杨与屹立在川北高原顶巅山垭口上的那些旗树,恰恰构成了韩玲散文域界的通感。痛,而又意识到了,你脚下的根系就在一点一点生长!

  《康家地》在写作的价值向度上,还有一个特点,那就是非虚构的向度。中国作协副主席、著名批评家李敬泽认为,非虚构是当下作家不应回避的精神向度,它是一个作家置身现实、根植大地的向度,也是一个作家远离二手经验,重新审视体验与超验,厘定文学最大限度依托事实、着眼未来的一次自我确认。在我看来,非虚构写作的成功与否,除了遵循以上原因,方法论上还在于对“跨文体”的娴熟运用。韩玲在多次穿越沟壑、深犁高原的过程里,她已经进入到非虚构写作的畛域了。《大唐松州的寂寞与繁华》《在北京, 以唐卡的名义》《青海的天空》《西行记》等篇章,明显在向非虚构靠近。不足之处,是在于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合与离、史料叙述与文学叙述的转换方面,尚存在生硬、镶嵌之处,因而有些地方显得突兀。

  在风物、景观之中,在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之中,起决定作用的是人。是人的精神气韵投射于它们,或从它们的内部投射出了人文的辉光,从而赋予了风物、景观以生命。韩玲描述的藏地的多个人物身上,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一股来自藏地白铜一般的暖照。她写《老房子》里的婆婆与晚间择菜的灯,她写《病友》里高婆婆的慈爱对自己的影响:“一场痛成了往事,慈悲心却更甚了,当生命中有能量很高的人出现时,他的磁场会带动整个万事万物变得美好祥和,我相信息自己处在一个非常好的磁场中了。”写到了深处,又不失减雍容与自尊。

  一天黄昏,夕光四散的西蜀坝子,韩玲与我、伍立杨、阿穆楚、卢一萍以及两位成都美女聊天喝茶。韩玲坐在拐角,她一回头,眼睛放光……这样的无垢凝视,在1990年之前尚未绝迹,如今仅能在旷野里惊鸿一瞥。我想,那些匿于虚无中的实体,必然是幸运的。处于一个眼眸只会分泌酒色的时代,对于这样的光,我只能肃然,只能目送飞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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